武侠小说

武俠與儒、道、禪

作者:轉載發布時間:2011-03-06

從遠古時期的部落戰爭,阪泉之戰,逐鹿之戰,習武就在當時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。周武王《劍銘》中:“帶之以為服,動必行德,行德則興,倍德則崩。”則更是強調“以仁德為武”,至此“武”與“儒”便愈發不可分了。

以后,游俠之風日盛,青少年多以身為游俠為榮,詩人騷客都崇尚書劍飄零、仗劍遠游的生活。這些游俠總是或隱身山林、或略顯神技后便飄然遁去,不知所終,頗具道士之風。《史記-游俠列傳》更是以史書的形式記載了游俠的瀟灑執著,話語間贊譽之意溢滿文筆。

武侠小说 禪家思想:佛教的傳入較儒、道思想的產生要晚,其與“武”的關系大概是緣于釋迦牟尼習武修身養性之說開起,到少林寺以習武修身養性而出名罷。

“武俠”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,就一直是屬于平民階層,武俠倫理實際上就是民間社會用以規范人際關系的道德標準,是一種“情義倫理”。它不僅和“儒家”思想相結合,又與“道家”、“禪家”等各種思想相結合,蘊涵了很深的倫理,包容了極大的范圍,是個不斷再包容的文化。雖然在歷史上,它們曾一度互相排擠、互相貶低,但隨著歷史發展到今天,它們可以說是完全融合,分不清彼此了。正如劉鶚所言:“儒、釋、道三教,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,其實都是賣的雜貨,柴米油鹽都是有的,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,佛、道理的鋪子小些。皆是無所不包的”。早在西漢時期,儒教已經過統治者的“獨尊儒術”成為那時中國唯一的顯學,深深植根于人們的觀念和社會中;佛教(從現有史料上看)于西漢末傳入我國,至東漢后便逐漸流行,略思便可知,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、得以傳播,必是依附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,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相適應,援儒入佛,設法通過儒士傳播其教義,才快速流行起來的。其中最典型的要屬東漢牟子的由儒而佛了,據《牟子》十四章云:“(儒與佛)如金玉不相傷,精魄不相妨”,可兼信,亦可互補。西晉的孫綽在《弘明集•嚕道論》中也曰:“周孔即佛,佛即周孔,蓋內外名之耳。……”。且當時君王信佛之人亦不勝枚舉。顯而易見,他們不過走的是一條道,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而已。而在宋代,理學思潮的崛起,從根本上是衰微的儒家振興自救,以對抗泛濫猖獗的佛教與道教的一次文化運動,它在排辟佛道中又融合了佛道,對儒家傳統文化的結構進行了一次新的調整。由此可見,中國傳統文化從來都是“據于儒,依于道,逃于禪“的,從來都是以此來平衡國人因進與退、仕與隱所帶來的巨大反差心理的。

至于“武”與“俠”結合的開始,則早在先秦春秋時期,由“士”化分而出,即所謂“文者為儒,武者為俠”。在這一方面,儒家的對立面_法家的創始人韓非子在《韓非子(五蠹》中敘述的很明白:“儒以文亂法,俠以武犯禁”話雖有其偏激之處,然卻一語道破了“武俠”與“儒家”同出一源的事實。它們之間互相抗衡,互相影響。

然而,分久必合,兩種文化的融合點逐漸擴大。從“武”可以健身看,與“儒家”、“禪家”的“修身養性”,“道家”的長生不老就不謀而合。至此,“武”再也不是上古時代單純的用招術、用兵器互相格斗了。它已經成了一種倫理,一種文化,已經上升為一種“俠”,一種精神,甚至成為一種民族的象征,一種獨特的集體潛意識的人格崇拜,一種追求人格完美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情結。

如今的社會是越來越竟爭激烈、欲海橫流,武俠小說以其古老的倫理重義輕利、重親情講友愛、互助互利的精神,為從古至今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從精神上復歸傳統的最便捷的途徑,提供了一個傳統道德上的烏托邦。它發展到現在已成為中國人的道德樂園,保持了強大持久的生命力。

而我國的傳統文化一直以“入世”和“出世”思想為主導,不“入”則“出”,“入”“出”結合,“武俠”正好可以做到兩者的完美結合。于是“武俠”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便成了幻想救國的出路之一,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。

武侠小说 因而,從某種層面上看中國四大傳統文化可歸為:“武俠”、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禪”。(完)